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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硐村位于贵州省兴义市东南部的丰都街道办事处,离城不算远,村寨建筑大多坐东朝西,依山脚而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布依族村寨。村中立有一块咸丰元年()的乡规民约碑,因碑额题有“日月”二字,故称“普硐日月碑”。此碑镌刻余字,记有乡规民约九款,概括下来,一是立身忠孝,二是制引端方,三是昆仲友爱,四是闺壶严整,五是下不犯上,六是尊不凌卑,七是接物谦光,八是悯恤孤苦,九是谨慎耕读。一语蔽之,普硐村民有礼有节还讲道理。与寨中这块文明和谐的“普硐日月碑”显得格格不入的,是位于村寨东侧后山居高临下的一个军事营盘。
普硐日月碑
清咸同年间,贵州发生最大规模的民族起义。而在今黔西南州的大部分地区,即兴义、安龙、兴仁、贞丰、普安一带,受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影响,也发生了以张凌翔、马河图领导的民族起义,起义军以回族人民为主体,其他民族也有部分响应,他们头裹白巾,营前树白旗为标志,称“白旗军”。与之相对,清军头顶红缨帽,称“红旗军”,因此有“红白战争”之说。这一时期,清军和地方团练、团首在一些险要地段修建了大量的卡哨、城墙、城垣、碉楼等建筑,用于对抗义军,这些建筑有一个笼统的称谓,即咸同军事营盘。在原来的认知中,普硐营盘也归属于咸同军事营盘,即“红白战争”时期清廷官府用于抵抗白旗义军。但登临俯瞰之后,感觉原来的认知有误,因为这个营盘既不能防守,也不能进攻,关键是其位置也不在当年白旗军进退的路线上。
普硐碉楼
普硐营盘说是营盘,其实就是在两个相隔很近(约50米)的山头,分别修建的两个碉楼,一个石砌,一个土夯。老百姓则习惯称之为土堡堡。土夯碉楼低一些,海拔米,其建筑已经完全毁坏无存,只剩下一个夯土遗址。石砌的碉楼则位于一个山腰出头的平台上,地势更高一些,海拔米左右,整个碉楼倒塌约三分之一,但基本的建筑形制尚存。碉楼平面为一个长宽约3.5米的正方形,通高4米左右,基础部分残高1米。主要特征是石料加工精细,砌石间使用糯米汤搅拌石灰填缝加固。用料巨大,最大的石料目测长0.8米左右。东侧面砌筑一门洞,其上凿有门栓洞和榫口,可以想见当年此处应该有一扇木门用于开关。建筑内部石墙上,留有大型的榫槽,用于铺装楼板。整个建筑内部不超过10平方米,显然也藏不了几个人。冷兵器时代,这种孤零零的碉楼无论是作为单纯的防御还是进攻,其作用都不明显,那它的用途应该是什么呢?
门洞上凿有门栓洞和榫口
清光绪十一年(),清军在广西镇南关中法战争中取得胜利,奇怪的是,尽管仗打赢了,清政府却依旧下令停战媾和,曾经浴血奋战的抗法部队被迫就地解散。解散的官兵无力返乡,集聚流落在广西境内形成游勇,为谋生活,四处劫掠。之后更是纷纷加入天地会,成为广西反清会党组织的一个系统。《兴义县志》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前后时期,广西会党起义军不时会渡过南盘江,袭扰兴义南部乡镇。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贵州练军营务处候补道张胜严巡视南盘江防务时,才会要求兴义县地方官员和团练加强沿江防务。一是在南盘江沿岸挖掘长壕,二是重点地段建营哨并驻兵。当时会党义军北渡南盘江有两个主要渡口,一是巴结,一是红椿。经箐口汇合后,一路北上,经长冲、则戎,抵达普硐、双生,最后到达兴义县城。普硐和其西侧毗邻的新寨(今赵家渡村)坝子,正是历史上广西会党起义军进攻兴义城的必经之地。
石门
碉楼石墙
笔者登上普硐这个碉楼,才彻底明白当初修建它的意义和功能,就是一个瞭望哨。往周围看,视线被大山所阻隔,只有向西侧俯瞰,才赫然开朗。根本不需要借助望眼镜,目光穿过前方的马鞍形山凹,普硐大坝子的情形一览无余。不难想象,当年广西会党起义军途经此地,直扑兴义城时,碉楼上的哨兵甚至可以把来犯之敌精确到个位数。不远处的那个夯土碉楼遗址,则应该是一个配合瞭望哨的烽火台,通过燃烧柴苗,向兴义城放狼烟报信。
东向西俯瞰,普硐坝子一览无余
光绪二十八年()10月13日,南盘江一带大雾弥漫,《兴义县志》记载:“捍贼万余,乘雾渡江”。广西会党起义军乘坐竹筏,偷渡南盘江,先后攻破巴结沿江营盘和箐口大营,之后经长冲、普硐、双生一路北上,17日攻克兴义县城。十天后的27日,在府城(今安龙)张胜严援兵协助下,兴义县城失而复之,会党起义军又原路南退,逃回广西。年发生在兴义的这一历史事件,也许是普硐碉楼发挥实用功能作用最大的一次。因为根据记载,普硐之后,会党起义军曾经一路受到清军和地方团练的顽强抵抗。
普硐碉楼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