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能治疗白癜风吗 http://www.txbyjgh.com/m/话说张献忠于明崇祯十七年（）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其部下被称为大西军在达西政权建立后的第三年。清廷豪格，吴三桂进攻四川。由于张献忠在四川的种种暴行弄得天怒人怨（张献忠屠川的故事妇孺皆知），自知不敌，想逃亡西安。谁知道半路被叛将和清兵联合杀害，张献忠余部如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众往川东德重庆一带转移。经过激战，大西军占领重庆，当时的形势是东西都是清兵。只有重庆南边的遵义和贵州的尚属于南明政权的势力范围，孙可望率军从重庆南下，占领綦江，准备攻打黔北重镇遵义（当时属于四川）,破桐梓，克娄山关。南明都师皮应熊疲于奔命，大西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遵义。此时孙可望势如破竹，于年正月22日强渡乌江，占领贵阳城。孙可望入城后，即“出示招抚百姓，十日后，百姓悉回”。后孙可望听说镇守云南的沐天波（就是明初沐英的后代，世代镇守云南）被土司沙定洲攻击，沐英逃亡永昌。孙可望认为此时明廷在南明的统治已经非常薄弱，趁机占领云南。孙可望听从云南副使杨畏之德建议，与南明政权一起抗清。孙可望应允。大西军在占领云南后着手改组建立政权，将原来的将军改为王，自称平东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使用年号，铸造钱币。整顿经济，安抚百姓。准备依托云南长期抗清，顺便过一回土皇帝。同年打算向当时颠沛流离永历皇帝索要封号。目的没有达成，便自称“秦王”离开云南进入贵州，由于孙可望入滇造成了贵州的权力真空，贵州又被南明政权所占领。经过激战，贵阳，遵义，福泉又重新归大西军统治。换句话说当时的云贵两省名义上属于南明政权，但是实际控制却是农民起义的出生的孙可望大西军。当时的贵阳处在四川，云南，广西的中心。是抗清的前沿阵地，孙可望认为想要防守西南，贵阳是重中之重。对当时的贵州经济政策做一些改革，比如严惩贪官污吏，和当地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整顿驿站，修整贵阳的城墙和市容市貌等。使贵阳这座西南小城焕然一新，登山了历史舞台。浅灰色部分即为明代贵阳城此时的南明政权实际统治的地区只有广西的一小部分，随着清兵的步步紧逼。退无可退的永历皇帝朱由榔经过孙可望部的威逼利诱，只得答应册封远在贵阳的孙可望为“秦王”，当册封秦王的金册到达贵阳的时候孙可望欣喜若狂。并立即“奉表称谢“，孙可望在表书中写道：秦王臣朝宗望阙奏谢。臣自入滇以来，纪年而不纪号，称帅而不称王，正欲留此大宝，以待陛下之中兴。此城忠心耿耿，矢之天日者也。孙可望在受封秦王之后野心膨胀，在贵阳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任命雷跃为宰相，范鉱为吏部尚书，任僎为礼部尚书，万年策，程源为兵部尚书，张重为六科给事中，方于宣为翰林院编修等等。贵阳拱南阁，孙可望行宫遗迹永历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孙可望迎永历皇帝到贵州安龙所，自己则在贵阳挟天子以令诸侯。永历八年，孙可望将吴贞毓等十八人定为奸臣，杀害于安龙所。安龙十八先生墓此后的孙可望更是权势熏天，野心膨胀。永历八年六月从昆明回到贵阳后为了做皇帝的美梦，在贵阳更加大兴土木，把秦王府改造成宫殿，重修孔庙。为称帝做准备。为了网罗读书人把贵阳惠光寺改为贡院开科考试。录取陈世基等五十四人。此后，孙可望与大西军李定国而成彻底决裂，永历十年，李定国率军抵达安龙所，将永历皇帝迎回昆明。结束了永历政权在贵州的历史。此时远在贵阳的孙可望已经是众叛亲离，只能守住贵州一隅。永历十一年孙可望摔十四万大军从贵阳出发征讨李定国，双方战于云南曲靖的交水，孙可望大败，带领三百人仓促逃离返回贵州，此时孙可望彻底的众叛亲离，把在贵州的家底全部赔了个精光。刘文秀一路上不断追击。自知贵阳已经守不住，只得率众往东逃窜。进入湖南投降了清兵，至此贵州的领导政权又落入李定国手中。永历十二年春，清军趁李定国部署未稳，摔三路大军从湖南，四川，广西向贵州进发。李定国将孙可望驻防贵州的部将悉数撤换，结果造成军心动摇。贵州至湖南，广西的沿线城市纷纷陷落，只得防守贵州至云南边界地带，整个贵州全部落入清兵手中。后面的故事我们就很熟悉了，永历皇帝逃到缅甸，最后被吴三桂用弓弦勒死。那么为什么大西军精心设置的贵州防线会这么容易失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从经济条件上看：贵州地狭民贫贵州的开发程度低，即使到了明末也是处于夷多汉少的状态。生产力水平低，经济非常落后。当时能够提供兵马钱粮的仅仅是贵阳，遵义和明代遗留的交通沿线的卫所。大多数地方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化，这就造成了贵州防务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孙可望等对于贵阳始终作为昆明的附庸和前沿方向，并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地盘。当时对贵阳的赋税和徭役非常重，造成了后面的离心离德。从自然条件上看：贵州属于典型的高原兼山地的地形，赤水河，乌江，清水江，北盘江，都柳江等大河由中间向四面呈放射状流向，缺少聚心力。各个小盆地星罗棋布，不但本省没有一块稍微大的平原作为支撑，外围的山脉河流也呈现放射状，土壤贫瘠，而且地形非常破碎，虽然处处是山，但是没有关乎全省的雄关险隘，敌人可以从各个方向，各个山口进入中心地带，是典型的易攻难守之地。从资源条件上来看，贵州除了山石几乎什么都缺，食盐，粮食，布匹都需要外省“协济”，缺乏独立形成割据政权的条件。所以贵州历史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夜郎王国，下至民国时期的王家烈桐梓系政权力量都非常弱小，无法形成威胁中央的地方割据，更何况风雨飘摇的南明政权。从政治条件来看，当时的清廷对全国已经形成统一之势。南明政权内部，大西政权内部，甚至南明政权和大西政权之间都是矛盾重重。统治中心在云贵之间摇摆不定，很难形成坚定的抵抗意志。最后孙可望，李定国二部两败俱伤，给清廷可乘之机。从贵阳的城防来说，贵阳市不但土壤贫瘠，地形崎岖。而且缺乏大山大河作为防御，城墙低矮，面积狭小。人口稀少，也不能作为昆明的前沿防线而存在，当时的贵阳城墙北到喷水池，南到大南门，东到老东门，西到大西门，城高二丈二尺，周长九里二分。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小县城大小。显然作为一个军事据点有先天性的不足。贵阳雅关明代贵阳城示意图当然了，孙可望作为统帅，其治理军政民政的能力还是可圈可点，但是个人心胸和长期规划上显然能力不足。缺乏持久的打算，一心想要取代永历帝而称王称帝。当时的永历帝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始终坚持抗清，成为全国各地抗清的精神支柱，孙可望处处想取代永历帝从而造成了政权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分裂，读史至此，不觉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