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洞穴遗址数量很多，时代从旧石器时代中期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到历史时期，其中经过科学发掘和研究的遗址数量有限，在这当中，明确判断为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数量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来看，有限的这些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多集中在贵州中部，即贵阳、安顺以及与之相邻的一些地区，亦可称之为黔中地区。
就目前所知，黔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为洞穴遗址。遗址中出现的磨制石器和陶器是判断本地区新石器时代发生的重要依据。尤其是陶器的出现，可以为认识区域文化面貌、类型、内涵、特征以及建立文化谱系等提供重要资料。黔中地区出土陶器的遗址数量相对较少，限制了对区域文化谱系等的研究。近年来，牛坡洞遗址的考古发掘，使得这一情况有所改观。根据牛坡洞遗址新发现的陶器资料，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可以为认识贵州，特别是黔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文化内涵和特征提供重要的信息。
一、牛坡洞遗址的新发现
牛坡洞遗址是近些年贵州地区发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洞穴遗址之一，其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1.遗址概况
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原属平坝县）平寨村龟山组东约0.2公里一座名为牛坡的山丘上。年夏，平坝县文物管理所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该遗址。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判断其为黔中地区发现的保存状况较好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探索贵州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了解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以及黔中地区洞穴遗址的年代序列等问题提供重要资料。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发掘。
遗址由由三个洞穴组成，分别编号为A洞、B洞和C洞。年-年，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连续五个季度的考古发掘，清理面积共计约平方米。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目前已发现灰坑7座、用火遗迹10余处、墓葬7座、活动面两处等。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片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及大量与加工打制石器有关的石制品，其中，各类型打制石制品近10万件，骨器约件，陶片余片。另外，还发现了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和炭化果核等植物遗存。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变化情况，将牛坡洞遗址自下而上划分为五个文化时期。从文化内涵来看，第一期文化遗存与第二期区别明显，其特点是以体型硕大的硅质含量较高的石灰岩质打制石制品为主，包括砍砸器、石锤、石核等。与旧石器时代南方地区砾石石器传统有一定的关系。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数量较少。磨制骨器和骨质装饰品也有发现，但数量比较少。动植物遗存数量也比较少。推测其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可能距今年左右。
第二期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发现有墓葬。文化遗物种类多样，数量巨大，其中除少量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外，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主要是与加工细小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以及成形细小打制石器，包括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石料以燧石为主，并有硅质灰岩、砂岩、粉砂岩、水晶、石英岩等。新出现磨制骨器，数量较少，有骨铲、骨锥等。发现的动物种属主要有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虎等。植物遗存主要有朴树籽，其次是葡萄和猕猴桃。绝对年代在距今-年间。
第三期文化遗存也比较丰富，截至目前已发现有活动面和墓葬等遗迹现象。磨制石器的出现，使得第三期文化与第二期之间发生了质的改变。本期的文化遗物数量庞大，磨制石器数量较少，主要为石斧。砾石打制石器、石锤和砺石数量较少。其他石器仍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成形打制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另有少量细石核、细石叶等。动物遗骸种属包括水鹿、梅花鹿、熊、猪、水牛、小麂、赤麂等，也有少量水生的螺蛳。年代在距今-年间。
与第三期文化相比，在第四期时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即打制石制品数量急剧下降，陶器开始出现，且陶器一经出现，便体现出较高的技术水平。本期的年代可能在距今-年间。
第五期遗物较少，出现方格纹陶器，数量极少，陶器均为残片，仅见夹砂灰陶罐一种器形，侈口，方唇，斜肩。肩饰方格纹。手制，烧制火候较高。本期还有少量打制石制品出现。年代可能已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2.第四期陶器
第四期开始出现的陶器制品，对于了解遗址的文化面貌、特点具有重要意义。已发表资料显示，第四期陶器，多为残片，仅一件可完整复原。其中以夹砂陶为主，部分陶器夹少量细砂，泥质陶较少，灰陶居多，土黄陶次之，灰黑陶和红褐陶最少。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高。纹饰以绳纹为主，还有少量戳印纹，圆圈纹、凹弦纹、水波纹、刻划波折纹和弧线纹等（图一）。根据陶器口沿的变化，可分辨出四种器形，即侈口罐、高领罐、卷沿罐和敛口钵等。
数量最多的是侈口罐，特征为侈口，深腹，小平地。目前发现有10件，其中可复原一件为AT⑥:，夹砂灰陶，内壁黑色。圆唇，深腹，平底（图二，1）。其他侈口罐包括AT③：，夹砂灰陶。尖唇，略束颈（图二，2）。BT③：，泥质黄陶。圆唇，束颈（图二，3）。H2:，夹砂灰陶。斜方唇，略束颈（图二，4）。BT③B：，夹砂黄陶。尖唇，束颈。素面（图二，5）。BT③:，泥质黄陶，内壁灰黑色。尖唇，略束颈（图二，6）。BT④:，夹砂红陶。口沿已残，微侈口，略束颈（图三，1）。BT③B:，夹砂黄陶。上腹部残片（图三，2）。AT⑥:，夹细砂灰黑陶。残剩底及少量的壁，平底略内凹（图三，3）。BT③B:，夹砂黄陶，灰色胎心。平底（图三，4）。
高领罐也是遗址中比较有特征性的一类陶器，高领，领外部不施纹饰。目前可知至少有三件。H2:，夹砂陶，器表灰色，胎心灰黑色。微侈口，方唇（图四，1）。BT③:，夹砂陶，器表土黄色，灰色胎心。微侈口，方唇（图四，2）。BT③B:，夹砂红褐色陶，夹灰色胎心。侈口，方唇，束颈，溜肩（图四，3）。
卷沿罐均为侈口，束颈。如BT⑤:，泥质灰陶。侈口，沿外翻，圆唇，束颈（图五，1）。BT③B:，夹砂灰陶。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图五，2）。BT③B:，夹砂陶，内外壁灰色，胎心灰黑色。侈口，圆唇，束颈，弧肩（图五，3）。
敛口钵数量极少，目前仅发现一片口沿残片。即BT⑤:，夹砂灰陶。敛口，唇外侧附加一周宽泥条，弧腹下残（图五，4）。
总之，从整体上来看，牛坡洞遗址出土陶器类型比较简单，以平底器为主，器壁较薄，纹饰复杂，施纹技术比较成熟，烧制火候也比较高，体现出较高的制作技术水平。
二、黔中地区的洞穴遗址
黔中地区出土陶器的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除了牛坡洞遗址外，还有平坝飞虎山、开阳打儿窝、安龙观音洞、普定穿洞、金华肖家洞遗址、龙里豹子洞遗址、渣口洞遗址、高枧洞遗址、六枝桃花洞、长顺神仙洞、清镇仙人洞、金阳新区洞穴遗址群以及马场镇洞穴遗址群（图六）。
1.飞虎山遗址
位于平坝县白云镇平庄村平林寨南1公里处的一座孤山上，山上共有17个洞穴，大部分洞穴内都采集有新石器时代陶片和少量打制石片，显示出史前人类活动过的迹象。年重点发掘了编号为洞2的洞穴，发掘面积近60平方米。根据出土遗物和地层关系，遗址可分为早晚两个文化时期。早期属于旧石器时代，绝对年代约为距今10-1万年。出土有打制石制品、骨角器等大量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石制品有石核件、石片件、石片石器64件、石核石器14件等。骨角器包括骨锥57件，骨铲20件、角锥2件等。晚期为新石器时代，绝对年代约为距今-年。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主要有打制石制品、磨光石器、磨制骨器和陶片等。打制石制品中石核70件、石片52件、石核石器1件、石片石器28件。磨光石器中石锛11件、石斧7件、纺轮2件、箭头2件、石臼1件、磨石1件、石刮刀2件。磨制骨器有骨刀1件、骨铲4件。陶片数量较多，共计近片。
在所有出土陶片中，陶质以夹砂灰陶为主，约占70%，夹砂黑陶占30%，泥质灰陶（如彩陶）极少，夹砂陶中以夹细砂为主。各类陶片均质地坚硬，敲之铿锵有声，烧成温度高。因陶片破碎严重，难以窥明器形。其中，口沿残片仅有20余片，可分四类，“大翻口圆唇；小翻口圆唇或尖唇；敛口薄直唇；直口加厚直唇”。器壁厚薄不一，夹粗砂灰色绳纹陶片，壁厚1.2厘米，最薄的泥质灰陶片壁厚0.2厘米。纹饰多样，以绳纹为主，粗绳纹占67%、细绳纹约占11%、印方格纹约占3%、划方格纹占3%、变化篦纹占4%、划纹占4%。施纹方法有拍印、刻划、锥刺等。“善用锥刺、刻划和附加堆纹的方法形成多样化图案，表现复杂的装饰艺术……。纹饰的基本母题很多，有圆圈、波浪、网格、方格、重三角形等，经常是锥刺、刻划、附加泥条三者共施于一陶器上，从而构成复杂的团。”（图七）飞虎山遗址陶器以手制为主，兼具慢轮修饰和刮磨光，还有少量彩陶。口沿多直口，也有外翻和内敛，但倾斜度均不大。
2.打儿窝遗址
位于开阳县哨上镇邻近贵开公路东侧的一处岩厦，西南距贵阳约57公里。遗址南北长12、东西宽8.9米，总面积约平方米。2年以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先后在该遗址进行发掘。根据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年发掘资料可知，打儿窝遗址文化堆积达4.35-4.55米深，从上到下共划分19个文化层。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遗物的分析，文化堆积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5-19层，属于下部文化堆积，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绝对年代距今-年；第二期包括2-4层，属于上部文化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略早于飞虎山上层新石器时代文化，绝对年代-年；第三期包括1B层，为魏晋至宋明时期的文化堆积。
下部文化堆积出土遗物有骨制品、石制品等。骨制品共发现件，其中骨器9件，均为打制而成，器形分尖状器、铲形器、骨锥、骨铲、骨刀等；骨片件，半成品66件。石制品共件，岩性主要有燧石、水晶、石英和玄武岩等。其中石器件，有石锤、石砧、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双刃器等；石片件，石核件，石料件。
上部文化堆积出土的遗物有骨制品、石制品、陶片。骨制品共出土件，其中，骨器70件，多为打制而成，主要有铲形器、骨锥、骨铲、骨刀和角器等；骨片34件、骨器半成品20件。石制品共件，石器件，其中磨制石器5件，其余均为打制石器，有石锤、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石片件，石核56件、石料件。陶片共发现45片。
遗址中出土的陶片，破碎严重。火候不高，陶色不均匀，陶胎有的发黑。陶色以红褐色为主，有灰褐、黑褐色等。夹砂陶数量较多，以夹细砂为主，泥质陶很少。夹砂陶质地较硬，泥质陶质地较酥。纹饰以绳纹为主，其次是素面，还有网纹、锥刺纹、刻划纹等（图八）。口沿仅发现一片，为红褐色夹砂陶，似罐的口部。侈口宽唇，饰刻划纹。遗址出土陶片“与飞虎山陶片一样，外形看起来都较为偏晚。只是质地没有飞虎山陶片那样硬，火候也不如飞虎山陶片高，陶色也不是很均匀”。
3.观音洞遗址
位于安龙县龙广镇七星村平广寨观音坡南侧山麓。遗址发现于年春，年试掘，～年首次发掘，年、年进行了第二、三次发掘。共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片、人类和动物遗骸等各类遗物20余万件，并发现大量用火遗迹。其中石制品数以万计，骨制品近百件，陶片20余件，动物遗骸数量最多，计有20多个属种。
遗址文化堆积厚约5米，可分13层，各层均有文化遗物出土。第11至8连续四个文化层碳十四年代落在距今±～±年间，据此推测观音洞遗址年代应该在距今1万余年至6千年之间。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打制石器保持有早期制作技术传承的许多原始性，但器物类型更趋多样，器形更趋稳定，且加工精细。表明了较娴熟的制作技术和较高的工艺水平。磨制石器较粗糙，常常只是在局部稍加磨制。骨器制作技术包括打制、刮制和磨制等。遗址发现有陶片20余片，均很细小。色泽有红、褐、灰、黑等几种。陶质粗糙，夹粗细不等的砂粒，火候甚低，质松易碎。大多数陶片表面纹饰模糊，主要为绳纹，且粗细各异。陶片厚薄不均，很小的陶片上就显示出凸凹不平。可能显示器手工技巧不够娴熟，反映了较多的原始性。
4.穿洞遗址
位于普定县城西约4公里的穿洞村。遗址含文化遗物的堆积厚达3米以上，从文化遗物上看，可将遗址划分早晚两期文化。第8-10层属于早期文化，距今1.6万年左右；第2-7层为晚期文化，测定年代在距今-00年之间。两期文化均出土有大量打制石制品、打制和磨制骨器等。年的试掘中，未见陶器资料，但在第1层发掘过程中出土有磨光石斧。2年，张合荣等人在遗址地表采集有两块陶片，灰褐色，夹砂，质松散素面，极可能属于穿洞遗址上部文化遗存。
5.肖家洞遗址
位于贵阳观山湖区金华镇。6年10-11月，在对贵阳环城高速东北环线涉及的文物点进行发掘时，发现该遗址。在遗址中采集到磨制骨铲、骨锥20余件，打制石器、石片数百件，磨制石器2件，另有动物遗骸近千件。遗址文化堆积自上而下可分15层，第4-15层未经现代人类扰动，时代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到宋代。发掘出土数百件打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为主，少量变质灰岩、石英等；磨制石器4件；磨制骨器有分骨锥、骨铲等，共60余件；陶片10余片，纹饰有素面、刻划纹、菱形纹、方格纹、细绳纹等；还有大量动物遗骸（图九）。
6.豹子洞遗址
位于龙里县谷龙乡新村。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村发现一处洞穴遗址，采集到有陶片30片。陶片可分为夹砂黄褐陶和夹砂灰褐陶两种。均饰绳纹，质地较为坚硬。厚0.3-0.5厘米。制作方法为轮制和手制结合。因陶片破碎严重，无法辨明器形。调查者推断其年代可能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商周时期。
7.渣口洞遗址
位于龙里县谷龙乡新村岩口，洞前不远为岩口小河，洞口距离河面相对高度为15米。遗址中采集到有燧石石片、石锤、水晶碎片和陶片。陶片共发现有8片，为夹砂黄褐陶、黒褐陶及灰褐陶。均饰绳纹，质地坚硬，厚0.3-0.7厘米。调查者认为其年代应该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或商周时期。
8.高枧洞遗址
位于龙里县哪嗙乡高坎村西南约米。在洞内采集到较多陶片，可分为夹砂灰黑陶、红褐陶、黄褐陶及褐陶。纹饰可分为绳纹、细绳纹、网格纹等。陶片质地坚硬、厚0.3-0.9厘米。有4件口沿残片，均为侈口。调查者认为其年代应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商周时期。
9.桃花洞遗址
位于六枝特区中心区桃花山脚下。根据遗址出土遗物的差别，可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地层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出土有打制石器、动物化石等。晚期地层属于新石器时代，出土遗物有磨制石器和陶器。陶器未见完整器形，均为夹砂陶，陶色呈灰黑色或灰褐色，纹饰较复杂，有绳纹、戳刺纹、方格纹、压印齿纹。这些陶片火候较高，陶胎薄，纹饰精美而复杂（图一〇）。
10.神仙洞遗址
位于长顺县广顺镇来远村西。发现的文化遗物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磨制蚌刀和陶片。陶片共发现3片，其中两片有刻划纹，系手捏制，器形不明。
11.仙人洞遗址
位于贵阳市清镇县城关镇东南郊，距县城1.5公里。年春进行试掘，共获得骨器、陶片及哺乳动物化石等。其中，陶片共38片，根据质地，可分为泥质陶与夹砂陶，均为手制。纹饰有细绳纹、粗绳纹和方格纹等。由于陶器破碎严重，无法复原器形。
12.金阳新区洞穴遗址群
2年贵州省博物馆自然部在贵阳金阳新区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银子山等16处洞穴遗址，其中8处地点发现有陶片、磨制石器以及打制石器，年代初步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距今约万余年至几千年。
13.马场镇洞穴遗址群
新近在贵安新区马场镇先后调查发现28处有人类活动的洞穴遗址，其中大部分遗址中都采集有陶片，但均为较碎的残片，以绳纹夹砂陶片为主，如中湾洞遗址、凯洒穿洞遗址、坡脚寨遗址等13处洞穴遗址。
另外，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平坝县文管所在辖区内新发现多处处陶片与打制石制品共出的洞穴遗址，如高峰狮子山南洞遗址、江津小山洞遗址等。
三、黔中地区洞穴遗址出土陶器的特征
目前，就笔者目力所及，贵州，尤其是黔中地区，出土陶片的相关洞穴遗址数量比较少，单个遗址中出土陶片标本的数量极少，且多破碎严重，难以识别出器形等特征。尽管可见标本的数量少，但仍然可以为认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提供重要资料。
据表一可知，黔中地区的陶器多为夹砂陶，泥质陶数量比较少。陶色多样，有土黄色、灰色、灰褐色、红褐色、红色等，颜色的多样性或反映了烧制技术的原始性，或不能有效控制火候。但多个遗址的陶片均表现出较高的硬度，显示烧制火候可能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从纹饰方面来说，已经体现出了多样。但绳纹（粗、细绳纹及交错绳纹）比例较高，其他还有刻划纹、戳刺纹、压印纹等。
黔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极少见到完整陶器。限制了对陶器整体形状的认识，以及类型学的研究。但是近年的考古发掘，逐渐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相对来说，贵州牛坡洞遗址发现的材料较为丰富，并有完整陶器复原出来，为认识本地区的陶器面貌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牛坡洞遗址发现的陶器的器型，主要是罐，还有钵。罐可分为三类，分别是高领罐、卷沿罐和侈口罐等，似均为小平底。
从制作工艺来看，多数遗址出土陶器均采用手制法，如牛坡洞遗址的侈口罐（图三，3、4），底与器壁就是粘接在一起的，泥条缝隙明显。其在废弃时，壁与底从粘接处脱离。除此之外，只有极个别遗址，发掘者认为可能存在轮制技术。
综合来说，黔中地区洞穴遗址的陶器的制作工艺水平已经脱离原始制陶的阶段，达到了一种较高的技术水平。
四、陶器年代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黔中地区出土陶器的洞穴遗址的数量逐渐增加。尽管受制于陶器数量和破损严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是大量的测年数据，仍为认识陶器的相关年代问题提供重要信息。
1.时代相对明确的遗址
黔中地区出土陶器且经科学测年的洞穴遗址有牛坡洞遗址、飞虎山遗址、打儿窝遗址、观音洞遗址和穿洞遗址等。
牛坡洞遗址第一期的文化因素显示，其时代明显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既具备南方砾石石器传统，同时又有鲜明的特点。第二期文化遗存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属于早期新石器时代范畴。但从文化内涵来看，未见任何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第三期文化的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物以大量打制石制品为主，制作精美的磨制石器虽然已经出现，但数量较少，而且部分器物仅是刃部磨光，未见陶器。第四期忽然开始出现技术成熟的陶器，时代应该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末期。
简报内容显示，飞虎山遗址早期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但其下限已接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物以各种打制石制品为主。晚期文化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至末期。开始出现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陶器，同时伴出的文化遗物还有较多的细小的燧石打制石制品。
打儿窝遗址的第一期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期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该期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有细小燧石打制石制品、陶片和骨角器等。
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发掘者推测观音洞遗址出土陶器的文化层，“大约距今-年之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
虽然穿洞遗址有明确的测年数据，可惜在正式的发掘中，未在地层中发现陶片，调查中发现的陶片很大可能属于上层文化。
2.年代不明的遗址
因为缺乏系统的发掘和研究，黔中地区还有很多洞穴遗址，如金华肖家洞遗址、龙里豹子洞遗址、渣口洞遗址、高枧洞遗址、长顺神仙洞遗址、六枝桃花洞遗址、金阳新区洞穴遗址群以及马场镇洞穴遗址群等，没有准确的年代。但是经过对出土遗物的观察，发掘者普遍认为可能不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经过对上述年代明确的出土陶片的遗址的梳理，与经过年代不明的遗址相互印证，初步认识到黔中地区考古遗址中陶器出现的年代最早可能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五、结语
黔中地区陶器出现的相对比较晚，普遍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末期。即便在一些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如牛坡洞遗址、打儿窝遗址、飞虎山遗址、穿洞遗址等，陶器的出现也比较晚。且一经出现便体现出了较高的技术水平。目前所见到陶器，显然不是一种原始陶器，很难不让人怀疑该地区陶器或制陶技术是从外部文化区吸收引进的。
综合考古调查和发掘可知，在黔中地区众多洞穴遗址中，陶器作为一种生活用具，在日常生活中，仅占有极少部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否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关。就其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作者：付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超澳洲国立大学原文刊于《南方文物》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